任剑涛撰文《现代化的两种方案及其得失》指出,现代化出现型变,也许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与现代化承接传统、开启未来的一个特殊阶段和一种特殊结构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现代化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社会阶段,那么就免不了在瞻前顾后的社会思维中,将非现代化因素引入现代化场域,给现代化带来了模糊视听的诸多杂质;而由于现代化也是一个有别于前现代与反现代的特殊结构,它就必然在这些相异结构中确证自己,结果就是前现代与反现代的价值因子与制度要素趁机切入现代化结构之中,让现代化在结构上呈现出不纯的状态。加之承诺现代化基本目标的原生现代化与批判现代化本身,已经楔入了相互冲突与对立的因素,故而现代化在演进中不是愈来愈清晰,相反是越来越含混。必须让现代化复位,才足以让现代化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为了让现代化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就需要以突显现代化的总体特征来划定现代化、非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之间的界限。现代化的原生类型与批判类型尽管在观念、制度、远期目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在追求发展的目的上则是高度一致的。以发展来确定现代化的核心含义,既是一个免于意识形态之争的做法,也是一个将不同现代化取向的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现代化尝试的共性展现出来的有效聚焦点。更为重要的是,原生-先发现代化与批判现代化所共享的现代化目标,可以“发展”二字来概观,一旦将现代化复位到发展主题上,现代化便可以呈现出它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个性表现之外的最大共性。两种现代化围绕发展主题而达成相对一致的现代化认知与行为方案,则是现代化取得更大成就的必需条件。
摘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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