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应解决“法法衔接”难题

 　　卢志军、杨宗辉撰文《我国〈监察法〉实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及其应对》指出，基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对于《刑事诉讼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时缺席审判的规定以及《监察法》中的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新《刑诉法解释》设专章进行补充和完善，强化了此两类程序的可操作性。其实，从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不难看出，此两类程序存在目的一致性，都旨在打击腐败、提高诉讼效率等；也存在程序上的相似性，都属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审判的特殊程序；还存在审级上的协调性，一审管辖法院均为中级人民法院。此两类程序必定在相关案件的赃款追回和审判范围上产生交叉重叠，而新《刑诉法解释》仅设计了不同情形下此两类程序的适用规则，尚未涉及此两类程序区别适用的界限及其交叉重叠时的衔接机制。对此，以下两种思路或许可以推进完善相关机制：一是探寻此两类程序相衔接的纽带或节点，以此为基础对两者衔接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二是统一此两类程序用的前提条件，将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整合至缺席审判程序中，减小程序过多带来适用不便的可能性。对于此两类程序的整合，还需要深入考虑相关立法目的，从立法的协调性和体系的统一性出发，设计合并程序的各项规则。

摘自《中州学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