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数智技术作为反思和治理的新主体

 　　刘丹凌撰文《从风险社会到数智风险社会：逻辑变迁与智反性知识策略》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象征和文化图腾。论及它的可供性的确有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但其隐藏的威胁和影响也着实令人沮丧: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正在被机器主体挤压、剥夺和解构,人类主体正在降维为与机器主体等同的“一套信息程序”,不仅其自然的、生物性的身体被化约为可编程和再编程的“代码”,其特有的意识、情感、智识也被纳入可计算、可优化、可上传、可存储、可下载、可迁移的“信息”范畴。也就是说,人类主体的价值越来越少地倚重于任何物质性或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倚重于索引性代码所指征的“内容”和“意义”。人类主体的物质性和具身性被卷入抽象的、去身化的可操作层面,人类主体的有限性被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无限性所击溃。其后果绝不止是制造了一些简单、短暂、微小的个体风险,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相面撬动了新的风险齿轮,点燃社会失序和人机矛盾的新火苗,驱动风险社会向数智风险社会的转型。这也促使我们必须从“自反性现代化”的传统理论框架转向“智反性现代化”的新认知框架,基于此来寻找一种可替代的智反性知识策略,以所有可及的技术、规范、政策、价值和伦理激活人类主体和机器主体的双重反思性和实践力,作为防范和化解数智风险社会深层危机的武器。 

 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