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中一,社会学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性与性别的文化学研究。
〔摘 要〕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缓解。但是,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累积效应巨大,特别是其治理逻辑与社会风险认知、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治理场景等问题相互交织,导致其治理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非预期性和不确定性。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的视角,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如何成为社会安全问题,不仅取决于政府和学者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社会后果的宣传,还取决于社会危机的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对于其风险的判断。在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安全化的策略虽然利于统一认识、调动应对资源等等,但“泛安全化”却也导致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被污名化等非预期后果,进而滋生了意料之外的社会风险。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5.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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