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论在中庸思维中获得方法自觉

何光顺撰文《中国哲学感应说与儒家中庸说的唯物论、实践论诠释》指出，人眼目所见之物,首先呈现的是物的空间形式,是空间上的感知觉知。人感受到事事物物的过程性变化,兴盛衰亡,是时间性的觉醒。空间性和时间性让世界获得了区分和间隔,但人在其感应世界万物中又跟随其所察知的时空形式差异以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联,实现自我与世界的贯通,从而达于生生化境。为达此境,感物、感时、应物、应时,就是华夏先哲探索的与万物沟通之途。以词义言,“感”是身体化的经验感受,它首先涉及的是事物的色彩、结构、节奏、线条等感性具体因素,它呈现的是物和人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应”是主体具有理性自律的见诸于实践的行事和回应,它呈现的是物和人之间的一种间接关系,是意识主体对事物的概念命名或实践改造。“感应”合而成词,就构成中华美学的感应论,它在孔子开创的“中庸”思维中获得方法自觉,它注重“两极性”的平衡,实现了“知”和“行”的统一。这感应和知行,就是儒家君子和道家圣人在其无执不偏的意向性活动中的反思性践行,它涉及两个意向相关项,即物与时。物与时是关联性存在,是君子或圣人在感受体验与觉知行事的发生性和过程性存在。物不仅是具体的事物,它予人以空间形式,而同时是与具体事物关联的事件;时不仅是天时、四时,而且是因应自然人事的法则和秩序的确立,是在人所觉知的变化中呈现出自然的生命时间和人际关系中的伦理时间的统一。物实而时虚,感于内而发于外,“中庸”必关乎这虚与实、内与外的过程性转化。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