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大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中国思想文化、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诗性文明视角下的《周易》《诗经》汇通研究”(23BWW007)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在文明儒学的视野当中,凡是认为“性无善恶”“无善无恶”者,根本上会导致实践理性、实践哲学问题视野的解体、塌陷,而将儒家的实践理性、实践哲学问题“理论化”为理论形而上学与认知理性问题。休谟问题的启示,是回到真正彻底的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立场,而“有善无恶”是保持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问题视野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视野当中,天道自然秩序被人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明晰化的过程,正是文明儒学的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属性实现于其中的文明实践领域本身,后者本质上提示与要求的,正是实践性地实现对于人性、理性、因果性逻辑本身的自然性升维、目的论升级,从而走出“晦暗微明”的“理论化”洞穴,走向天道自然的光明世界、“文明”秩序。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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