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兆荣,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摘 要〕湿地话题近来陡然升温。人类学界的“湿地命题”更增加了反思的力度,不仅围绕生态,与《国际湿地公约》相契合,甚至将其延伸到了对历史的重大反思层面。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革命是对采集狩猎的一种进化和进步。决定农业革命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水利灌溉和栽培驯化。而农业革命对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定型作用。我国的《禹贡》基本上也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推展。近来人类学家斯科特则提出了新的理论,以“湿地说”替代“灌溉说”;对栽培和驯化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这些反思的观点对于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需要辨析。我国古代的“汭”,既非典型的“灌溉说”,亦非完全的“湿地说”,形成了中式独特的自然和历史形态,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范式。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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