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本文系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与基本内涵研究”(ZX2018-ZD07)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疫情阻击战具有二重性,不仅是人与自然界之间斗争,同时也是人类伟大的社会斗争。信息化时代社会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使疫情的传播速度空前迅猛,传播规模空前巨大。与生物病毒同时以爆炸的速度传播的还有“舆论病毒”,二者相互呼应使社会面临严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奉行“以资本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原则,导致对社会疫情的失控,并且导致疫情自身的资本化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制度素质所形成的中国新型制度文明,在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大考中显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同时必将克服在此过程中暴露的制度短板与漏洞,从而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得到锤炼与升华。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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