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法典时代民商法法源结构的效用评估与消极效用克服

作者简介：薛波，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团体法思维在商事立法中的运用研究”（20BFX123）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后民法典时代我国民商法法源将呈现民法典—商事单行法—民商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案例指导制度这样一种“四位一体”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民商法法源结构的“中国特色”可以用中心与支点、大块头与小快灵、立法与司法、刚与柔、封闭与开放五对关键词概括。“中国特色”民商法法源结构具有明显的积极效用，亦裹挟和藏匿着大量消极效用。就前者而言：一是形式上突出民法典的“至上”地位；二是能较好地保持法典的包容性；三是能及时回应实践关切和司法需求；四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过滤机制；五是为商法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六是契合转型中国发展之需要。就后者而言：一是统一法典下商法特色彰显是难题；二是增加了《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适用之难度；三是为政策介入民法典提供了可能；四是存在“掏空”民法典之危险；五是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功能面临重勘；六是可能会消解法典的权威性。为克服这些消极效用，可以考虑：一是推进商事立法的法典化和体系化建设；二是修改《公司法》“总则”为“形式续编”形式；三是完善政策“入法”过滤机制；四是限缩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和空间；五是拓宽案例指导制度之功能；六是建立民法典定期修订更新机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