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疫情的应急反应与防治行为中的悖论

作者简介：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消费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17BSH079）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武汉疫情的迅速传播，全社会对疫情的发展和防治都给予高度关注。政府不断公布疫情相关信息后，公众逐渐认识到了病毒传染的严重性。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部署，通过制定各种应急措施，疫情的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势头。另一方面，农村的乡镇和城市的社区都开展了积极的防范工作。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看，虽然在应急反应的制度建设上存在瑕疵，但是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使得许多预防工作迅速到位，由此弥补了机制层面不完善而引起的应对措施不足。毋庸讳言，突发事件常常导致相关人员和机构产生应急反应，并形成某种应急思维方式。应急状态下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容易脱离理性轨道，做出全局、局部或单项事态的错误决策，甚至丧失理性决策的能力。尽管强有力的行动弥补了不足，但一些迅速反应行动的过激行为却引起了新的社会矛盾。

一个应急反应机制比较成熟的社会中，遇到突发性事件，社会防范行动会自动迅速启动，然后在制度框架内有条不紊地运行。如果没有完善的应对危机的机制，当遇到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时，要么因为人们没有应对经验而导致不知所措，且毫无防范意识，应对能力不足；要么机制运行不畅，漏洞百出，甚至引起社会混乱。透过这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看，应急机制反应迟缓导致了进退失据，而补救措施不免仓促，一方面痛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另一方面后续的防范措施，即便取得一定成效，也在这些“成效”中体现了一种行为悖论。这种悖论行为破坏了和谐的社会氛围。